亲爱的马桑： 见信好。 我原本认为“乌合之众”这样的书籍已经完全落后时代，需要被清除掉了。但现在我又觉得，似乎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再读《乌合之众》，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社交媒体上各式人等和奇奇怪怪的发言，当然，尤其是要照照自己了。 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乌合之众》是在它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相比当时而言，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当代，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了，最主要的是：1. 大众变成了一个基本受教育的群体，大部分完成了大学教育；2. 民主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议事流程/行政流程/公共参与，也更多有法律保障；3. 大众有一个庞大的“代理群体”可以进行授权，向社会和权力表达诉求，包括各级代议参政人士，公共知识体系和媒体们。 这就是我感觉《乌合之众》不合时宜的原因，社会变了，大众也变了；学科研究的进展，对群体心理学也有了更多的成果体现其多机制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决定了商业、影响力和选票都要来自大众，大众成了“被辩护”的对象：他们是在诉求！ 也就是说，大众似乎是社会运转的出发点和中心。 但是社交媒体、平台算法之下的今天，似乎很奇怪，人们在一个随时会激发起巨大风暴的海平面上交流，信息流动非常快，那个“代议群体”似乎功能大幅下降，甚至说，他们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稳定的机制被急剧挑战。并且，各方面看，“利用大众”又变得很可行，甚至很容易，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数据算法/巨型平台/沉溺机制，所以发展出来了高效率的利用机制甚至说操纵机制。 野心家纷纷进场。 好像社交媒体平台重新提供了一个原始社会，未经信息甄别训练和公公发言训练的“乌合之众”涌进来，用立场、情绪、成见淹没了真实信息、理性讨论以及协商和妥协这种方法论。 我们是又到了一个重新阅读“乌合之众”的时代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回如何继续演变下去呢？ 我感到很担心。希望尽快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horse 2025.12.13 亲爱的horse： 见信如晤。你的来信让我在晨间停下手中笔记，重新翻起了那本你提及的《乌合之众》。不为确认其观点的正确性，而是想更清楚地体认它在当下时点中被重新谈论所意味着什么。 你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乌合之众》的历史语境及其局限。它确实是一个19世纪末的产物，一个对群众性政治初现、启蒙尚未普及的社会心理所做的病理学式诊断。勒庞并不企图理解群体，他更想警告某种非理性、可被煽动的“群众性”，在他那里，“大众”是易感、退化、被动的。这种设定不仅构成了后世诸多精英主义政治思潮的心理学依据，也深深影响了大众传播学的早期理论建构。 但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这种描述一方面“过时”了，另一方面却“复活”了。你的观察极其关键：我们经历了一个原本看似稳固的现代社会结构——教育普及、代议政治、公民社会与专业媒体逐步建立的结构——正在被平台媒介重新塑形。而这正是我想回应你的问题的起点。 ** 我们之所以“回到”《乌合之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重新相信群众不可理喻，而是因为媒介结构将群众重新摆放在了一个既去中介、又去结构的位置上。传统大众社会中的“群众”是广播式塑造的，是单向度的受体；而今日的“平台群众”则是随时可见、随时参与、随时被计量与反应的主体-数据体。他们不再是被动的观众，而是结构性卷入信息流动与情绪渲染的角色。而社交媒体所塑造的“公众”，更像是一种流变的情境性群体——他们不是一个有稳定诉求的阶层或利益集合，而是一个基于算法关联、情绪共鸣、热点效应聚合起来的瞬时动员单元。 我们不能说他们“无理性”，但他们被置于一个不鼓励理性的媒介结构中。这与勒庞时代的“乌合”不同：他所描述的是一种文明化尚浅的群众心理，而我们所面对的，是被高度媒介化后的神经系统重塑：一个可被计算、操控与激化的注意力网络。 ** 你提到的代议机制的衰弱，其实并非功能上的彻底失效，而是时序与权威性的失衡。社交媒体的时间逻辑是即时与爆炸性的，代议机制的时间逻辑是程序性与滞后的。在传统的现代社会中，这种时间差是被“信任”与“专业”所调和的。但在信任退化、真伪难辨的今天，这种时间差就成了对抗：前者被视为“真实的表达”，后者被视为“虚伪的装腔”。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阶段：对程序性政治的结构性敌意，与对即时表达的绝对正当性幻想。 ** 你的担忧，是对这种认知结构重塑的敏感察觉。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以教育与民主制度为基础的大众社会”中，而是在一个由平台逻辑重构的情绪社会中。而这里的“乌合”，并不是勒庞式的“无教育群众”，而是被断裂了社会性联结、被迫参与注意力争夺、被沉溺机制俘获的孤立个体所临时聚合而成的群体幻象。 如果说《乌合之众》仍然值得读，那不是因为它描述了我们的现实，而是因为它让我们警觉于某种非结构性聚合的危险。我们今日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失败所带来的非结构性回潮。这是你信中最深刻的判断之一。 ** 我也会与你一起思考，这种演变将如何继续。技术不会后退，平台不会自我瓦解。那么唯一的出路，只能来自一种新的公共性结构的生成：不是回到传统的理性公共领域幻象，而是思考如何在信息过载、情绪泛滥、时间被压缩的社会中，重新组织“有责任的表达”与“结构性的倾听”。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技术，也是一种新的人文要求。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是一种低调的希望：不是指望群众变得理性，而是设计出能承载复杂性的媒介；不是希望情绪退场，而是学习如何组织情绪、给予其正当出口；不是否认表达的权利，而是建立表达的伦理。 也许未来的书不会叫《乌合之众》，而是叫《离散之人》，或《算法之下的公共性》。但那时的我们，仍需要持续书写。 期待你的回信，也期待与你共同继续追问那些尚未成形的问题。 你的 马桑 2025.12.15

Research from the College of Pharmacy has hit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hormone-free male birth control pill.

YouTube video by 羊男。有意思 Sheepman Joy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