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 video by 游山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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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庆典不仅仅是杀伤力的规模化，而是一种象征，它主要是摧毁人和人的联结，它是摧毁欢乐和幸福，它也是摧毁信任，本质上来说，它是摧毁现代性和“人类”的定义。 我是一个人群密集超级恐惧者，我对噪音/拥挤等各种都很恐惧。但是我依然十分热爱“庆典”，即使我不参与。庆典这个东西有着非常复杂的形式，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庆典是人类联结的基本形式，包括极权方式的庆典。关于庆典，关于仪式，等到我从理论上认识它们的时候，它已经在我的生活里渐行渐远。某种程度是遗憾，但是赖到日本以后，它强烈凶猛的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带来的十分独特的体验。 枪手，恐怖袭击，仇恨，大概是无法容纳当代庆典，现代意义的庆典的吧。正如同极权会在日常生活里取消所有人们自发的庆典，人们可能欢乐的庆典；将其置换为官方庆典，意识形态象征庆典。以至于庆典会卷入到意识形态博弈里，仇恨里。 人们围着篝火就开始了庆典；后来的巫术和祭祀都属于这个类型，仪式性更强。前者是人们的联结；后者也是，但是包含了意识形态。当然，这两者是可以容纳在一起的，你很难说在海滩的节日庆典没有意识形态，或者说它就是现当代的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但整体来说，有些庆典是为了人们欢乐的，创建人和人的联结，具有自下而上的属性；但是有些庆典是至上而下的，或者制度化的，约束性的表演性的，至少不诉诸于欢乐。也就是说，庆典是存在两极的，虽然大多数都分布在中间。 我记得人生中不少庆典。我必须承认即使性格上和庆典格格不入但是我仍然是个庆典爱好者。儿时，每个过年都是庆典，从大年三十到十五，从放烟花开始，到很多个舞龙队伍，没完没了的吃喝/放鞭炮/一起玩耍；到元宵节玩花灯。对，和中国很多城市那样，这些东西逐步性结构性的消失了。那些地域文化强的还能保留一些，大部分城市变得无聊。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庆典是我那个小城市的“菊花节”，极其夸张的菊花节，整个城市主要的干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菊花，至少一周可能是一个月？记忆模糊。然后每天人们都兴高采烈的，因为都在菊花道路中行走。读大学第一年，元旦前夜有个学校的学生守年的节日，在巨大的室内体育馆里人们拥挤在一起蹦蹦跳跳，那种拥挤的青春气息一直萦绕。这个据说是学校的传统节日但过几年就取消了。 其实大型演出都是节日，所以我那些真正喜欢现场的朋友们，虽然我表达得略有些不以为然也都十分拒绝，但是我其实是羡慕的，因为当你喜欢一个歌手，你又能共鸣和哼唱，和很多喜欢同一个歌手的人在一起，建立起那种精神性的联系，幻觉性的喜悦，完全是庆典式的。所以，喜欢现场的人有很多很多的节日。 日本的夏季，在我这样的社区，有很多节日活动，叫“祭”。商店街的，神社的，各种。这个时候，那些社区里安静的人们，似乎不联系的人们，以这种方式完成社会联结，并且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欢乐和记忆。我往往是个旁观者，但我都想要路过一下，走一圈，感受这种气氛。 很显然，音乐节就是最典型的庆典，它某种程度对一些极端意识来说，这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代表西方的生活方式，代表西方的仪式，当然我认为它是现代的/人性的/自下而上的/诉诸于快乐的那一极。所以，它也是被排斥的，是会被极端意识当做摧毁的对象。于是就会发生几年前那场重大的音乐节劫掠和绑架，这种选择，就是一种庆典对抗。 同样，这场眼前刚发生的大屠杀也是一样。海滩边的庆典，可能是当代生活中最重要的符号式庆典了，于是就成为摧毁的对象。 这种摧毁是意识形态性的，但是它还带来了很多东西，它是对整个现代性里好的部分的挑战。人们通过现代性构建了一个休闲/安全的空间，人们在这个空间里安心，信任和快乐，但是这种屠杀也摧毁了这种空间。庆典构建了新的人和人的连接，家庭的活动，陌生人的友善，休闲经济活动，这也处于被摧毁了部分。 于是，人们必须去重新面对空荡荡的海滩。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困境摆在人们面前：如果人们拒绝再去海滩构建欢乐的节日，那么就是对大屠杀投降，放弃现代生活；如果人们又去海滩构建欢乐的节日，那么如何面对这场死亡呢？ 变成一个纪念场所？还是一个遗忘场所？ 那里应该空荡荡吗？ 庆典会被摧毁，也会被结构。疫情之后上海的万圣节，就是一种结构，一种建设，虽然它又被摧毁了。所以，庆典就是博弈，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人和人到底如何联结，是庆典提出的问题。 日本的“祭”上，外国人大概是最不被排斥的场所吧。但是如果一个“祭”大部分是外国人呢？这也是被提出来的新问题（这是真实的新闻）。 极端意识形态也一直有自己的庆典，同样，也是在界定人和人的方式，社会组织的方式，宗教庆典/阅兵都是“庆典”，自上而下/体制化，最主要是：不诉诸于人们普通的欢乐。

故事之所以感人，你看到的是 14 岁小女孩保护两个更小的儿童；孕妇保护不相识的小女孩。儿童进入到叙事里，人们会产生两种不一样，前提是人性尚未被彻底侵蚀：第一种是更大的严肃性；第二种是更多的同情性。 每一个简体中文的反对者都应该对此有更深刻的觉悟和认识才对。当我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带着那个地方连绵不绝的“儿童”的集权记忆，我们可以很容易列举很多，我会从毕节的流量儿童说起，你可能说“让领导先走”；我会从儿童毒疫苗说起，你可以说大头娃娃和毒奶粉；我会从卷入到河底的儿童说起，你可以说“民间儿童牢狱式管教中心”。我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记忆非常好，有来有回，我们可以交互一百个回合。 但是在加沙地区无数儿童死亡面前，很多简体中文用户无法积聚愤怒或者反对了。 在这场大屠杀里有一个特别的寓言：死亡年龄最大的是87岁的 Alex Kleytman，他一名大屠杀幸存者，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身体掩护了妻子。幸存者是个微妙的词汇：或许可以说一场漫长的仇恨演化连绵，最后还是以某种方式找到了他，死于另一场大屠杀。但他在最后对世界呈现的是爱。这是故事最美好的地方。但 20 世纪最著名的大屠杀里，他是个儿童。 这场死亡里最小的是一名 10 岁的女孩。我希望她能得到一个墓碑，一个纪念馆。说到这里，你们会想起汶川大地震，学校的建筑质量构成了一个集权体系对大量儿童的屠杀。Matilda 应该和胡慧姗一样。为什么在 15 或者 16个死者里她是特殊的呢？因为对儿童的滥杀是突破人类底线/人性底线的，它的性质过于特殊。 我们一直用儿童来讨论战争。在影像上一直如此，比如一个即将饿死的儿童背后一只秃鹜在等待猎食；比如一艘载满人的逃难船沉默，一个儿童的尸体冲到沙滩上半面脸埋入沙里。人类同情心在过去经常是有效的，但在加沙是失效的；以及如果是监禁儿童的话，在那篇神奇的土地上长期失效。 但我恳求，人们能够重新意识到，儿童的死亡/成批死亡；儿童的伤害/大规模伤害，是我们停止某些事情，行动的最后时间点。 我们再来问些人们对这个事情曾经的表达，《辛德勒名单》这样了不起的电影里，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影像符号之一了；《美丽人生》里，父母不仅想在肉体上保护孩子，也试图在心灵上保护孩子。请拒绝小兵张嘎。 这个时代，一切极化，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理论，观点，情绪去支持对立，去支持仇恨，但人类儿童的死亡是人类作为整体死去一部分的过程。 仇恨大概率会因为儿童死亡，变得无法停止。所以在澳洲，大概会用近乎仇恨的方式去阻止反仇恨言论吧？人们会弥漫出愤怒，但未必有益于减少儿童死亡。但是，儿童死亡应该是“停止”某些事情的咆哮声。

本来不想写标题了。想想还是记录自己的思考结构吧。 前文《大屠杀》描述了我的状态，但是我其实是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可能过去的”，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间点是更好开始“检讨”的时间点。信息一定是混淆混乱的方式爆炸性进行，而略微真实的会在几天后呈现，以及人才可能平静的把理性放进去。 所以我其实是建议很多人试图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因为真实信息和理性以及平静还没有加入进去。或者另外一个更有价值的事情是，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想要说的话，然后在半个月后或者半年后重新审视一下。 灾难和暴力以一种景观式的，甚至直播式的出现，不是社交媒体和短视频时代的专利，在电视时代已经如此了。所以 911 灾难现场，几乎同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然后在大学课堂上，会听到人们的欢呼声。再然后，你会看到长久的检讨，包含自省和谩骂。人们为什么会欢呼死亡，这种会阻塞一些人，会让一些人反思，同样，会有一群人永远在谩骂哪些欢呼的（按照我恣睢的想法，一直都是这些谩骂的人要死死抓住自己站在道德高地的瞬间，因为这样的时刻对他们过于稀缺），以及也会有人一直在位欢呼辩护吧。 如果回看，我更多认为欢呼者当然是“人性”收到了侵蚀和损害，并不是人性本身之恶。人性是一个受困的结构，受困在教育和成长和制度之中，受困在一个反美叙事/对抗叙事里。 你很难说，那些反对欢呼的人是否受困在另外一种结构里。但至少，目前我认为，社交媒体生存场景里的每个人都是受困在这个结构里，信息处于过载/两极/重复和梗化的状态里，它是在不断的洗刷脑回路。对，这种不断的洗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困住人性，它不以自然的方式出现，而按照某些路径流淌。 当我看到“澳洲已经穆斯林多到这样的程度了吗？一个穆斯林去阻抗另外两个穆斯林。”类似的言论时，我也处于小 shock 状态，我认为这是不明指向的一句话，但它成功的激发了另外的人的愤怒。然而整个都是“社交媒体洗刷”的结果，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的人性困境。在一场伤亡面前，震惊，同情这些情绪来不及奔跑，释放，充斥和占据。 另外一些报应论更常见，总之就会有各种声音。以及所有声音也伴随着一个普遍的背景：人类太差了。想到无数的人在这场灾难面前掏出手机拍短视频，你也很难不觉得，人类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群体。当然，也不应该存在某种自以为是的“救赎”吧。 AI  给了我小小的提示，就是 14 岁的女孩在这个情景之下护住了两个更小的孩子，以至于腿部中枪（是的，生命无碍，正在治疗康复中）；以及勇敢的移民冲上去阻止了更大规模的伤害，这些见证了人性的尊严。前者这个小故事让在咖啡馆里的我瞬间泪流满面，无法控制。 感谢 AI 在这种现代性的绝境景观为我提供人性的解说，放佛在巨大的废墟里为我开了一朵花。 困境是长期的，我对于加沙地区发生的事情处于长期的困难中。同样，前文提到这场大屠杀让我自觉回避，但是我觉得它终究是要认真面对的。今天早上送孩子去考试，我的思绪不自觉的滑入到这场屠杀的情景和思考之中，大概我的心灵足以面对它，应该开始一场内在的清算吧。 虽然 911 事件中我不是欢呼者，但是我不认同欢呼又同情这场欢呼，以及我要持久的面对谩骂者，以至于它变成一场连绵的过不去。但我会觉得，自己的人性似乎掉入到一个“锤炼”的场域里了。 我继续查询更多，不仅仅是 14 岁的小女孩用身体护住两个儿童；可信媒体报道里还有一位孕妇用身体护住了一个不相识的小女孩；不仅仅是一个人冲上去阻止屠杀，还有两名英雄死于阻止的行动之中。这让我消耗了更多星巴克的纸巾的同时，产生了小小的信念，让我相信我应该努力思考，将自己的“情感冲击和认知困境”展开，如果可能的话，不停止的展开。 我觉得人性是可以被认知加持的。人性这种东西经过锤炼，经过加持，慢慢会变成信念；而信念累积下来就会变成持续的行动吧。 其实我觉得最微妙的事情是，就目前的信息，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被广泛的社交媒体意识形态洗刷的两个抢手；三个勇敢的上去阻止的勇士；确定的两场微型的牺牲觉悟的保护；若干人们相互扶持的场景；四处逃串；无数个举起手机录像的现场以及庞大的社交媒体微观的人群（我们），构成了这场后现代地狱景观。 一个考验被提出来了，在屏幕面前的我们，“人性”以一种什么方式展开？人性本能的光辉闪烁了吗？

很难定性“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AI 用的“事件”这个词，澳洲官方用了“恐怖袭击”这个词，在我内心里，会用“大屠杀”这个词。 确实是“巨大震惊”，第一个视频出现以后，还不明所以。随后就看到文字的快讯。然后我自觉的采取最近这些年的常规 “自我保护”措施，尽可能的拒绝视频。甚至某种程度上回避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深度社交媒体用户和信息依赖症患者，还是难免多少看到一点。勇士上去阻止抢手的视频还是打开看了。 此外由于长期的拉黑隐藏，我时间线里对相关的讨论也不算多，所以算是回避了这个事件的社交媒体信息流。但是很抱歉，即便是这样，我也处于完全的 shock 状态中，你很难找到词语，只能套用一下“巨大震惊”。 就很难，因为你已经没有词语可以使用了。每个人都在使用“巨大震惊”，以至于这个词是无效的，甚至它包含了标题党和流量操作的嫌疑性了，但是又有什么词最简单的表达状态呢。回避/失语肯定也是可以的，但似乎也不够。我跟 AI 讨论的时候，用的是，我陷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和认知困境里。但这样的词有着一种疏离的理性，甚至不如“巨大震惊”来得直接。 我们已经没有词语可以描述这种小规模的大屠杀了。但我觉得“大屠杀”这个词是准确的，它直接联想到二战的犹太人所经历的：你现在看到两个有着充沛武器的人对着海滩聚集的人群无差别扫射，这不是屠杀吗？而且这正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 唯一的区别是“大屠杀”这个词很难是一个不漂移的词汇了，因为犹太人正在加沙采取类似的屠杀策略，不管是仇恨还是策略还是一万个正义/理性的说辞加持，仍然是大量加沙儿童死亡，陆续的/无止境的/没有终点的死亡。 你看到无数人举起手机记录一场大屠杀，发布在社交媒体的每个角落，它有无数的寓意。但是，整个事件依然要从“大屠杀”这个词开始吧。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5 was awarded to László Krasznahorkai "for his compelling and visionary oeuvre that, in the midst of apocalyptic terror, reaffirms the power of art"

是谁把世界糟蹋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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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觉得郑智化的《你的生日》是多么好的歌，但我很喜欢，小时候经常有的没的就会哼唱，即便是五音不全都在走调。 成年后听郑智化就会怀旧今日忧伤状态，所以刻意不听。但苹果音乐里没啥的取消艺术家收藏。于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今天 Siri 把这个歌放出来，一种奇特的忧伤感就瞬间俘获了我。 我其实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个歌曲有偏好的。因为“我”是一个抽离的高视角的存在，而“以前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就是以前的自己；至于“我最亲爱的朋友”这个现在的人，就是现在的自己。 面对“现在的自己”得到太多，有着一些可把握的幸福，抽离的自我很努力劝他珍惜幸福，要知足。但其实呢，时常想起来的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街头漂泊的自我。这意味着，现在的内心是其实还是过去那个状态，一种凝固在过去的“常存心态”。 这种“常存心态”是有很强的穿越力的，穿越时间、穿越当下生活的表象，时刻萦绕着自我。这种冲突是的“抽离的自我”（或者说反思的自我）得以出现，总想要去温暖过去。 可是，过去不会再现了，只会常存。 这种重叠毕竟把过去拉到了当下，比照之间就创造出来一个“忧伤空间”，很容易让人掉进去。 于是我打开Apple音乐，把这首歌放在了“循环播放”状态。

和秦轩完成了这期《在地与离岸》，57，他聊了很多，蛮有意思的。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话题很重要，想要记录和展开一下。 我们在讨论到社交媒体上，人们会无意识进行套路化的表演，自我标签化，秦轩提到原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进行社会学的表演”，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解释：原本就在表演，那么，发生了什么新事情？ 我认为新事情是：人们在社交媒体表演。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社会学表演和社交媒体的表演，区别在哪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否依托于角色规划和社会关系进行。 社会学领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戈夫曼的《日常生活的表演》，是讨论我们前面这个“社会学表演”的里程碑性文本，对很多相关都有讨论。如果名词化一点的话，大概就有角色规范，符号互动论之类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探索。简单来说，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其实是有社会角色的，每个社会角色会带来一种行为规范，于是你就会按照社会角色带来的他人期待和这个角色的行为规范去“表演”，去呈现出一个符合那个角色的“自我”来，这种是会内化为自我的。我们习得这个角色和模仿或者内化这个角色，都是基于“符号”：该表现出什么举止，该说什么话之类。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断发展的更自我诉求的自我，这些也一样，会呈现出来，也会通过“表演性”的符号慢慢喂养它成长。 不管怎样，社会学表演，存在一个角色问题，存在角色和“自我/社会关系”的联系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突然能从社会关系里跳出来，孤立出来，把自己放到很多个弱的“模拟情景”里，就是各种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里，这种“自我呈现”，其实是取消了强社会关系和角色规范，所以，人其实是短时间失去了“依据”即表演方法的，当然，很快会填充，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社交媒体里，我们不断接受，模仿，习得并且创新表演技巧。 有时候它是一个意识很强的行为，就是传说中的人设，你自己设定一个角色以及角色的行为体系和符号方式进行“表演”。但是更多情况是，你随机的/无意识的掉入到某个表演套路了，被框架到某一个形式里——而且存在摇摆性/随机性和碎片化。 这些依然很容易使用社会规范/角色/符号互动来进行解释，但是变量还是变化太大，以至于差异很大。严格“社会”削弱了，角色/规范/传统符号都削弱了，表演的追求就自然强化了——我们耳濡目染每天大量社交媒体摸爬滚打的自然接受中，使用的那些讨论，开口的 babiQ 了，或者“这又是搞男女对立了吧”——我们每个人都早就发现了自己经常说套路话，说别人说过很多遍的话，说流行的话，说模模糊糊熟悉的话，做非常下意识的套路化反应，“哈哈，傻逼了吧”，诸如此类。 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符号背后天然具有的人设，角色性格，社会规范也会被拖泥带水的跑出来，呈现出来，进而影响到里，更何况，还有很多极化的。当一个新手，想要在社交媒体上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觉不自觉的使用一个套路，多个讨论，然后这些套路背后的角色就缠绕上了他。 社交媒体强烈的标签化，反哺到社交媒体上进行表演的我们，直接结果就是我们采用了“标签性”的符号体系，于是就完成了“自我标签化”。而且，不是纯粹的，而是碎片化的自我标签，很多个奇怪的人设缠绕上里你，把碎片化的角色/自我捆绑在一起，缝合成了一个新的自我：我们在论证/论战/站位/拉黑/信息茧房/观点和情绪极化之中，把大量的碎片缝合成了自我：一个怪兽形态的自我。 在社交媒体上还无法组织起坚固的社会，强的关系网络，因此自我形成的路径不是放在社会里，而是放在社交媒体上，那整体来说是有点可怕的，奇怪的，随时有崩裂的可能。即便你是一个成年人，也可能在长时间的社交媒体洗礼过程中，收获一个斑斓迷彩色的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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