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社会能在压制女性的同时自称“进步”。

突尼斯ATFD的遭遇，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女权的脆弱，也照见了女性永不被消音的决心。

📎 来源：

www.newarab.com/news/tunisia...

这正是女权主义长期指出的结构性逻辑：

父权制与威权体制彼此共谋，通过控制女性的身体与声音来维持秩序。

“暂停”背后的女权坚持

突尼斯女性并未沉默。

许多女权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声明：

“他们或许能暂停一个组织，却暂停不了我们的意识。”

这种觉醒本身，就是女权主义的核心力量——它不依附于国家，不等待“许可”，而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化的反抗。

性别平等从不是“自然进步”的结果，而是争取、抵抗、再争取的循环。

当女性团体被压制，整个社会的民主与自由都在倒退。

支持全球女性运动，不是“旁观”，而是共同的政治责任。

女权运动的核心在于让女性拥有话语权：在立法中、在街头、在媒体上、在身体自主与社会议题中，都能说出“我是谁”“我要怎样生活”。

当ATFD这样的组织被封禁，实质上是国家机器重新把女性推回“被动的对象”位置。

不再允许她们定义自己的议题，不再允许她们集体发声。

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全球范围内女权空间被挤压的又一例证。

威权化与“性别退步”往往并行

突尼斯近年来政治集中化加剧——宪法被修改、言论被限制、异议组织被取缔。

当政治体制开始对自由设限，女性总是最先被“噤声”的群体之一。

性别平等被当成“非紧急议题”，甚至被描绘为“西方影响”或“破坏传统”。

郑亮不是个别现象，他只是戳破了现实的遮羞布：在无数课堂、会议室、评论区，女性一旦开口，就会被打压，被嘲笑，被扣帽子。父权社会不怕你温和，它怕的正是你愤怒，怕的正是你直言。

所以我们必须把话说得清楚：你们可以继续给我们泼脏水，可以继续叫嚷“极端”，但这只会让更多人看清你们的嘴脸。我们的愤怒不会被消音，我们的存在不是你们能随意污名的笑话。

所谓“极端女权”这个词，本身就是一把屠刀。只要你敢反抗，只要你敢表达愤怒，只要你拒绝沉默，你就是“极端”。他们不想听见我们的声音，就给我们套上这个标签，把一切合理诉求打成“病态”。真正极端的从来不是女权，而是父权：极端地漠视，极端地控制，极端地掠夺话语权。

这种自诩“理性”的男性学者最可笑。他们假装超然，假装客观，但他们的“理性”就是冷血，他们的“中立”就是站在父权一边。他们要求女人冷静、温和、克制，不许喊，不许哭，不许愤怒。可我们凭什么？我们流过的血、忍过的痛、遭受的羞辱，难道要换来一句“你们太极端”？

这种急切正是父权制希望女性在公共与私人之间不断证明“自己够独立”，却从未要求男性做同样的证明。

泰勒·斯威夫特的订婚所激起的争议，并非关于她个人，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女性。我们并没有在讨论她，而是在暴露自己对女性的期待：她必须永远独立，但独立不能太过；她可以成为偶像，但不能违背群体的投射；她能拥有婚姻，但最好不要提及子宫。

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她的选择，而是社会何以在一个女性宣布幸福时，依然迫不及待地重演对女性身体与人生的规训。

子宫作为公共议题

在这场舆论狂欢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她身体的消费与窥探。家庭成员转发所谓“子宫渴望生育”的玩笑，媒体与公众迫不及待地将讨论延伸至她的生育可能性。这种景象令人震惊却并不新鲜：女性一旦进入婚姻，便立即被视为潜在的母亲，她的身体被纳入公共讨论的议程之中。在父权逻辑中，女性的价值依旧被牢牢捆绑在生育功能上。

独立与婚姻的虚假对立

许多人将“独立女性”与“进入婚姻”视为对立面，但事实上，这种对立本身就是性别权力关系的产物。婚姻不应天然地意味着失去独立，正如单身也不必然等于自由。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把女性放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

这种双重标准，本质上是父权制对女性自由的收窄：女性只能在对抗传统时被赞美，而无法在与传统和解时仍然被理解为自主。

投射与背叛的叙事

最尖锐的反应来自部分“Gaylor”群体。她们长期相信泰勒可能是酷儿，因此在她与男性订婚后感到被“背叛”。这种情绪的出现，本身折射出文化符号与身份政治的纠葛。然而必须明确：一个女性没有义务去承载他人的欲望投射，更没有责任通过伴侣选择来满足某一群体的认同需要。

女权主义强调的是主体性，而主体性的核心是——她有权选择，无论这个选择是否符合外界期待。

当一个女人的拒绝、一个女人的裙摆、一个女人独自出门，可能成为她的死亡理由，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是她太不小心，而是男人可以不顾后果地实施暴力。

我们要改变，不是适应
我不想再为受害者默哀之后，继续等下一条新闻。我不想再听“个案”的洗脑。我不想再看男人肆无忌惮地在公共空间和亲密关系里实施暴力，然后用“情绪失控”“精神病”“喝醉了”当借口。我们要的很简单：女性不必在拒绝时担心生命，不必在穿衣时担心暴力，不必在呼吸时小心翼翼。我们要的不是更多的提醒和恐吓，而是法律的执行力，是社会对暴力的零容忍，是父权逻辑被彻底撕裂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每一次女性的死，都是对全体女性的警告——而我们，绝不沉默。

这不是个别男人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纵容、助长、洗白暴力的体系。

我们被要求谨慎活着，而不是自由活着

女性每天都在计算风险——这条路会不会太暗？这件衣服会不会引来骚扰？这个拒绝会不会让他暴怒？这不是敏感，这是生存策略。但请注意，这种策略的前提是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维系的。

如果社会还要教女性“自我保护”，那请先保护我们
我已经厌倦了每一次案件之后，新闻和评论区充斥着“女孩子要注意安全”“不要单独出门”“不要穿太暴露”。这不是建议，这是变相告诉我们——暴力会发生，而你必须为此收缩、隐形、沉默。暴力的责任永远在加害者身上，不在受害者的选择上。

这不是个案，而是父权的日常运作

南昌景区的剪刀、山西恋人之间的拳脚，不过是父权制的不同面具。它的逻辑简单而残酷：女人的身体不属于她自己，她的选择必须经过男性批准。拒绝男人，是冒犯他；穿裙子，是挑衅他；自主行走，是对他的权威的威胁。
更可怕的是，司法在一次次轻判中默许了这种逻辑。南昌案用“精神病”稀释责任，山西案用“缓刑”轻轻放下铁锤——法律本应保护弱者，却在男性暴力面前频频让步，把女性的生命和尊严贬得轻如鸿毛。这种暴力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社会一点一滴灌输的——从“男孩子欺负你是喜欢你”的童年笑谈，到“女生要自我保护”的成人忠告；从媒体对受害者穿着的评头论足，到法律对性别暴力案件的低效应对。

那一刻，她不是他的恋人，而是他的“私有财产”，他的“合法玩物”。他的理由是——“你不该这样穿。” 这个理由，和南昌的剪刀一样，都是用来夺走女性自主权的武器。

拒绝是权利，还是引火线？
社会总教导女性要学会拒绝，仿佛这是一剂万能的自救良方。但无数血案告诉我们：在父权逻辑下，女性的拒绝并不是结束，而是挑衅，是“欠教训”，是必须用暴力驯服的信号。于是，拒绝变成了赌注，赌对方是不是愿意放过你，赌你是否还能安全回家。

而穿衣自由呢？当男人可以赤膊走在街头，女人却要反复斟酌裙摆的长度、领口的开合，害怕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目光，一句猥琐的嘲弄，或者一场无法逃脱的暴力。

社会不能继续用漠视与轻描淡写来掩盖问题，每个女孩的身体、尊严和生命都应被看作不可侵犯的底线。

请不要传播或下载受害者被霸凌的视频，任何转发和扩散只会让赖某某再次遭受难以言说的二次伤害。我们需要让加害者面对后果，而不是让受害者在公共舆论中被再次剥夺尊严。选择停止传播，就是保护她、支持她最直接的方式。

从口号到行动：女性安全必须成为底线

事件后官方提出“零容忍”，但若无透明的制度、严格的执行，这句话依然只是空洞的安慰。保障女孩安全不能停留在舆论高峰时的承诺，而应成为具体可见的行动：建立更严厉的校园霸凌惩戒机制，修订未成年人犯罪处理制度，明确性别暴力的特殊危害性，提供受害者可依赖的求助通道。女性不应在制度的冷漠和社会的沉默中反复受伤。

每个女孩都值得被看见

赖某某的遭遇，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无数女孩面临风险的缩影。她的痛苦提醒我们，性别、贫困、残障、教育环境，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将弱势女孩推入无人保护的角落。关注这起事件，就是在守护所有女孩的安全。

这种忽视让霸凌一再重演，女孩的安全一次次被牺牲。教育环境若不从性别平等和弱势保护出发，所谓的校园安全只是一句空话。

创伤不止于皮肤：女孩需要更深的支持

即使官方已安排心理疏导，赖某某的创伤也远远超出了短期的慰问所能弥补。她被羞辱的不只是身体，还有自我认同与尊严。无数女性在遭受性别化暴力后，长久被困于恐惧与自我怀疑中。真正的救助不只是一次性的关怀，而是长期的心理支持、制度保障，以及社会对受害女孩持续的关注，让她重新相信世界并非只会伤害她。

沉默的社会：当公众的愤怒被压制

事件曝光后，江油市民自发前往市政府声援赖某某，但很快被驱散，甚至有人被带走。连最基本的集体发声都被压制，受害者母亲跪地求助却无处回响。女孩的痛苦不仅在于暴力本身，更在于社会的冷漠。当一个社会连最弱者的呐喊都选择沉默时，伤害就不只是个人悲剧，而是一种对女性安全的集体背叛。

校园责任：教育如何成为暴力的温床

赖某某此前多次遭霸凌却未获保护，这暴露出校园系统的失职。学校不仅没有成为女孩的避风港，反而默许了施暴者的气焰。很多时候，校园对女孩面临的性别化暴力视而不见，甚至将其当作“孩子之间的矛盾”轻描淡写。

这种多重压迫让她几乎没有反抗的可能。女孩常常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被看见的位置，当她的境遇还叠加了家庭条件和社会偏见时，受伤的风险更高、获得帮助的机会更少。这起事件不仅是校园霸凌，也是对贫弱女性的系统性忽视。

法律的冷漠：为何总让受害者失望

警方通报称，施暴者仅被治安处罚并送往“专门学校矫治”。施暴者甚至狂妄称“进去十多次，不到20分钟就出来”。这样的处理，几乎是在告诉女孩：即使你被羞辱、被打上数小时，社会也不会为你讨回应有的公道。制度的漏洞，使得对女性的暴力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惩戒，尤其是当施暴者是未成年人时，受害者的权益总被放在次要位置。缺乏真正的司法威慑，等于在纵容下一次暴力。

性别化羞辱：暴力为何总指向女性的身体

赖某某被逼脱衣、下跪，这不是简单的打斗，而是赤裸裸的性别化羞辱。女孩的身体被用作惩罚与羞辱的工具，这背后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控制，甚至连同龄的女孩也在模仿这种权力结构。女性成长过程中，身体常常被视作可以被评论、被支配、被侵犯的对象，而这起事件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缩影：她们不是在纯粹的冲突中打人，而是在用羞辱身体的方式建立控制和恐惧。这种内化的性别暴力让女孩对女孩施暴成为现实。

弱势叠加：贫困、残障与女性的双重困境

赖某某因母亲是聋哑人，早在校内就被孤立、欺辱。她不仅承受性别身份带来的脆弱，也在贫困和残障家庭的标签中被进一步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