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日报报道，MZ世代的戒严军（MZ，韩国通常指1980年代后期出生的千禧一代和1990年代后出生的Z世代）表现不同。对于尹锡悦政府提出的紧急戒严措施最终未能奏效，有分析认为，这与执行命令的人员的思想观念有关。 他们即使面对指挥部命令，也不会轻易接受明显不合理的指示。 尽管戒严司令部通过布告禁止国会活动，但戒严军并未严格执行，这在事实上帮助国会通过了解除紧急戒严的法案。 根据军方4日消息，前一天晚上11点，紧急戒严宣布后，由陆军特种战司令部（特战司）所属的第1空降特战旅、第707特种任务团，以及首都防卫司令部第35特种任务大队组成的戒严军被部署至国会。 这些部队被认为是陆军的最精锐战斗力量。 戒严军的首要任务是根据戒严司令部布告第1号的内容，“禁止国会和政党的政治活动”。 他们的职责是阻止国会议员和党务人员进入国会大楼。 实际执行的军事行动中，戒严军全副武装，包括防毒面具、夜视镜，以及装上弹匣的步枪和未装弹匣的步枪。 尽管无法确认是否装填实弹，但市民拍摄人视频捕捉到部分士兵携带疑似装有实弹的弹药箱的画面，显示当时局势极其紧张。 军方报告显示，从3日晚11时48分到4日凌晨1时18分，军方动用了24次直升机飞行，将约280名武装戒严军送入国会区域。 然而，这些部队最终未能完成任务。从当时的视频来看，戒严军持枪冲入国会，甚至击碎议事堂的玻璃，但在使用更大武力时显得犹豫。 一些在野党议员翻越围墙进入国会，他们也没有加以阻止。 一名在野党助理表示，“戒严军似乎默许了议员们的进入。这使得原本计划阻止全体会议召开的努力化为泡影。” 凌晨1时左右，190名议员进入全体会议厅，标志着戒严事件走向结束。 这次戒严军优先选择“判断形势”而非“服从命令”，这与特战司所属第1空降旅在1979年12·12军事叛乱中作为叛乱军主力部队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军方内外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MZ世代军人的意识转变。即便是以“服从命令”为生存信条的精锐部队，当任务目标显得不合理时，也会表现出抵触情绪。 一名曾任特战司部队长的退役将领指出，“戒严军收到的命令缺乏严密计划，也不明确任务目的。对于年轻军人来说，这样的命令很可能被视为幼稚的政治行为。” 国防部一名尉官也表示，“在没有骚乱或伤亡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根本无法奏效。在当前韩国的社会环境下，实施戒严根本不会被民众接受，而我们的军队可能也不会服从。” 他还提到，国防部长今年9月在人事听证会上曾表示，“在韩国的现实情况下，实施戒严，哪个国民会接受？我们的军队恐怕也不会执行。”这一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除了MZ世代士兵，一些高级军官也对戒严行动持怀疑态度。 有消息称，一些被视为戒严司令部重要职务候选人的军官，以即将退役等理由拒绝接任。 这导致部分职位由第二顺位人员接替，闹出一场尴尬的“闹剧”。 同时，有消息称在实际执行任务的军警中，已出现拒绝执行命令的迹象。 改革新党议员李俊锡在接受广播采访时表示，“当我大喊议员去工作，你们阻拦合适吗时，感觉戒严军内部并不齐心，还有明显的动摇。” 社交媒体上一张戒严军在国会大楼内向市民低头后撤离的照片也引发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焦点。

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 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教授兼政府/商业关系系主任，曾任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经济学家和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他在Project-Syndicate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哈里斯在总统选举中输给特朗普，是因为她获得的选票比2020年拜登少了大约一千万张。民主党领导层在投票权缩减问题上最多表现得冷漠，对新选民的维系疏于管理，还积极边缘化党内残存的左翼力量。 截至目前，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了约7510万张选票，而哈里斯获得了约7180万张选票。虽然随着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的统计，这些数据还会增加，但特朗普的最终票数将仅比他2020年的7420万略高。而哈里斯的选票则将较拜登当年的8120万呈现出灾难性的下降。 这次大选投票合格人口增加了400万。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的四年竞选中，他几乎没有新增支持者。如果所有选民保持不变，可以说他只是让2020年的支持者再次投票支持自己。 事实上，大约有1300万选民（大部分为合格选民）去世，同时约有1700万人成为新的合格选民，这意味着特朗普几乎以一比一的比例弥补了损失，而民主党因投票率下降损失了近一千万张选票。 编注：美国总人口超过3亿，死亡率约为每千人8-9人每年。按照这一比例计算，每年约有250万-300万人去世。将每年的死亡人数累积到四年，这一数字在1000万-1200万之间。如果考虑到逐年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和疫情带来的额外死亡人数（如新冠疫情导致的额外死亡），1300万并不夸张。 这些数据，严重质疑了那些将结果归因于经济状况的解释，也更加否定了广告宣传和“投票动员”活动的作用。 广告、竞选集会和“基层活动”主要集中在摇摆州，但那里的选举结果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包括像马萨诸塞和德克萨斯这样结果早已无悬念的州。支持特朗普比例增长最大的地区是纽约、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 因此，民主党耗资10亿美元的竞选显得毫无成效。四年前，拜登甚至在家中远程竞选时表现得更好。 这一结果也打击了基于“美国选民”分析的观点。 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对经济、移民或生育权的愤怒（今年民主党的“希望”议题）确实存在。但这些问题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比往年更多（或更少）。 参加投票的人似乎和上次一样投票。虽然确实存在一些“摇摆选民”，但记者寻找他们的方式，就像人类学家过去寻找食人族一样，因为他们实在少见。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投票达到了巅峰，而另一方则未能如此。 对于不投票者的意识形态动机，目前没有可靠数据。但出口民调显示，选民构成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中，投票支持拜登的比例高于支持哈里斯的比例。 在拉美裔选民中，特别是在德克萨斯州边境附近相对低收入的选民（虽然这些选民主要分布在一些非常小的县），向特朗普转移的趋势尤为显著。 在排除不合理的解释后，至少还剩下三个合理的推测。 第一种推测与投票条件有关。2020年，由于疫情，投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捷。数百万人通过提前投票、邮寄投票、驾车投票站、24小时投票等方式参与投票。当年的投票率（占合格选民的比例）创下19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那是民权时代之前，也是女性获得选举权的20年前。 然而到了2024年，这些便利措施部分甚至全部消失，在2022年时已经有所减少。在美国，通过调整投票结构来影响选举结果是一种惯常做法，比如投票站的长队会阻碍投票率，尤其影响时间有限的工薪阶层。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与选民登记有关。学生和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公民搬家频繁，每次更换地址通常都需要重新登记。这种负担很可能更多地落在民主党支持者身上。 第三种假设与民主党内部长期存在的分裂有关。 民主党内部大约有70%-80%是中间派，20%-30%是“左派”，但完全由中间派主导。这种情况自1972年乔治·麦戈文失败以来一直如此。 而现在，中间派的控制甚至扩展到了国会席位候选人的挑选，以及联邦竞选中国家党资金的分配。 克林顿家族和奥巴马家族目前实际上是中间派派系的领导人，而拜登和哈里斯是他们任命的。 2016年和2020年，伯尼·桑德斯举起了左翼的旗帜，但他最终支持了拜登，以换取政策上的一些让步。然而到了2024年，民主党内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左翼，因为没有真正的初选或任何形式的竞争，只有一次最后时刻的闭门候选人替换。 一些残存的左翼力量，比如小罗伯特·肯尼迪（未被允许参与民主党初选）和图尔西·加巴德，转向了特朗普阵营。 2024年实际存在的“左翼”是一个名为“自由巴勒斯坦”的运动，但在任何一党中都没有立足之地。 这种局面是民主党领导层设计的，因此他们对此负有责任。无论输赢，他们依然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幕后机构：包括顾问、民调专家、说客、筹款人以及国会山上的关键职位。 对党内新兴势力做出任何让步都会削弱这种控制，而输给共和党则不会。 因此，民主党领导层宁可输掉一两次选举，甚至甘愿成为永久少数党，也不愿将党内空间开放给他们无法控制的人。 因此，2024年的选举是一次自我毁灭。民主党领导层对投票权的缩减最多表现得冷漠，对于保留2020年的新增选民毫不上心，还积极确保残存的“左翼”力量弃权。 他们试图用明星代言和身份政治来掩盖这些问题，但一如既往，这些手段没有奏效。 然而，这些党内精英及其附属机构将在下一次选举中接着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