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相比于你的祝福，我更希望看到社会在实质上的前进，那样即便许多人无法保持情绪上的乐观，也起码能或多或少地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另外，有时人们是的确会去崇拜一些人的，因为财富也好，地位也好，能力也好，人是有崇拜、仿效和学习其他人的倾向，但我不认为这是人性的缺陷，应该说是双面刃，因为崇拜、效仿和学习更文明的人的行为可以让我们自己得以变得更好，而如果崇拜、效仿和学习恶棍、痞子和无赖的行为则会使自己深陷麻烦，全看对象而分之二道。

对于改变整个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耐心，而不是因为一两次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就放弃，因为万事开头难，我们必须投以持久的耐力，起码十年以上，因为要改变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简单的一两个人。

起码他开始明确地知道不能崇拜自己的敌人并且撤掉自己的敌人在自己家中的神坛，假以时日，如果有一天他意识到中共整个领导层都是他的敌人，我想他有可能转向反对中共，这是一次变革的开头。

我谈的不是乐观与悲观的问题，而是现实社会的问题，乐观与悲观都是一种对形势的错误看待，真正重要的是理解不同事物作用的机理与带来的影响，就像我认识的那个商人，他因为朋友或认识的人的随口一提，就跑去翻阅历史资料，试图在资料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在他崇拜的人看来是什么位置，他得到了答案，他如果出生在毛的同一时代，他会是毛的迫害对象，于是他抛弃了毛，转向崇拜支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

家里挂了毛泽东的画像，有一次我偶然的缘故说道，毛泽东发动的运动让不少资本主义商人的上了吊，后来有一次我再去他家做客，发现画像更换成了邓小平，我问他为什么换了，他小声地说到，他看了很多书，发现他（毛）是商人的敌人...从那以后我就意识到有很多事可以在细微处改变一个人，包括观念的变革。

我谈的不是谁配不配的问题，希望你不要误解，我谈的是人可以因为什么转变观念？人可以因为发生什么事物？什么原因转变自己的观念，这是本段话的重点，就像我举的老人例子一样，他因为身体机能代谢能力减弱，出于为了保持自己身体长期健康的角度的考量，开始由吃咸变成吃淡，这是很重要的行为转变，如果你可以观察社会上的人更仔细一些，想必可以发现更多事物作用的机理，以及如何让一个人由传统文化的拥趸转变为现代生活的提倡者，这涉及一系列细微的作用与变化，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支持与反对，我们不仅需要盟友，还需要转变敌人，而这，需要你的对你想要说服的人大量的观察，我记得以前我和我的一个熟识的商人说话，他是毛泽东的拥趸，

人们的流行观念是会变的，他们今天普遍认同传统文化，不代表下一个十年他们依旧认同传统文化，就像一个老人早年喜欢吃咸，可经过几十年的衰老，体内的代谢能力差了，就开始逐渐的吃淡以适应新体质，这些普遍认同传统文化的地区也一样，未来他们也有可能逐渐抛弃传统文化，迎接现代观念。说他们不配可能有失偏颇，不过没得到民主自由是全中国的普遍现象，谈不上哪个地区特殊就可能先得到。

修正：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的蒙古

哈？多谢关心，我只是普通人，偶然念过一些书，对世界上的各类社会现象有些考查，干革命我是外行，煮饭刷锅才是我的内行，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蓝天吹水，先遁了。

那么个人价值观在这里的变革起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聚集相应的同质性人群在个人身边，这应该是回答革命人群何以成立的答案，因为正是有着个人价值主张的契合，个人与个人开始互相之间链接，最后形成相应的团体队伍，使得社会革命的初始条件得以完备，这就是人类社会上每次革命之所以得以开展的基础。

将社会未能实现民主自由的原因归咎于个人价值观出现问题或者是堕落恐怕不是很客观，我觉得实现民主自由的真正原因是公民自主权在社会上的扩大，因为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可以自主决定自己乐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才会有后面的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普遍要求，而这，将使得国家和社会在被动的层面上不断地满足公民的诉求，最后形成实质性的变革。

我倒觉得中国不一定会走这两种路径的任意一条或两条都走，在当代的很多国家它们的民间都兴起过公民抵抗运动，例如香港的反送中、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德国的环保运动，这些民间的公民抵抗运动一样有着迫使社会进步的力量，不容小觑。未来中国如果要实现文明转型，可能也需要借助民间的这些力量，就在那些难以发觉的角落和方位。

我觉得你过于悲观了，实际上倒有一些历史传统上不是主张平等自由的国家最后走向了平等自由，例如世俗化了的土耳其以及从苏联独立出来的蒙古，这两个都是不以平等自由为核心历史传统的国家，最后他们都实现了平等自由。

你说得对，不过，我觉得一旦全盘把传统文化打死，可能一时间会有很多人不接受，你所能团结到的人也可能会减少很多，你可能提出了传统文化的批驳，但却没有建设相应的文化替代品，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相适应的新文化作为替代品出现，可能社会还是无法向自由与平等进步，你所在意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也无从依托。

佛教的“众生平等”算不算一种推广平等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所讲的“无为而治”算不算一种潜在的社会自由化理念与实践？